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》原文及翻译

2018-01-07 01:17:55 [古文翻译] 论历史 点击: 文章有错误


  原文:

  作诗非难,命题②为难。题高则诗高,题矮则诗矮,不可不慎也。少陵诗高绝千古,自不必言,即其命题 ,已早据百尺楼上矣。通体不能悉举,且就一二言之:《哀江头》《哀王孙》,伤亡国也;《新婚别》《无家别》《垂老别》诸篇,悲戍役也;《兵车行》《丽人行》,乱之始也;《达行在所》三首,庆中兴也;《北征》《洗兵马》,喜复国望太平也。只一开卷,阅其题次,一种忧国忧民、忽悲忽喜之情,以及宗庙丘墟、关山劳戍之苦,宛然在目。其题如此,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!

  放翁诗则又不然,诗最多,题最少,不过《山居》《村居》《春日》《秋日》《即事》《遣兴》而已。岂放翁为诗与少陵有二道哉?盖安史之变,天下土崩,郭子仪、李光弼之流,精忠勇略,冠绝一时,卒复唐之社稷。在《八哀》诗中,既略叙其人;而《洗兵马》一篇,又复总其全数而赞叹之,少陵非苟作也。南宋时,君父幽囚,栖身杭、越,其辱与危亦至矣。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,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。在朝诸大臣,皆流连诗酒,沉溺湖山,不顾国之大计。是直以《山居》《村居》《夏日》《秋日》,了却诗债而已。且国将亡,必多忌,躬行桀、纣,必曰驾尧、舜而轶汤、武。宋自绍兴以来,主和议、增岁币、送尊号、处卑朝、括民膏、戮大将,无恶不作,无陋不为,百姓莫敢言喘,放翁恶得形诸篇翰以自处戾乎!故杜诗之有人,诚有人也;陆诗之无人,诚无人也。杜之历陈时事,寓谏诤也;陆之绝口不言,免罗织也。

  (有删节)

  【注】①这封家书写于作者乾隆十年(公元1745年)范县知县任上。②命题:此处指选材。

  译文:

  写诗并不难,难的是选材。选材水平高那么诗歌的价值就大,选材水平低那么诗歌的价值就小,因此选材的事不可不慎重。杜甫诗歌水平高,超越千年,自然不必说,就是他诗歌的选材,(也)早已位居百尺高楼之上了。杜甫诗歌的选材不能全部举出,姑且就其中的一部分来谈一谈:《哀江头》《哀王孙》,是以伤亡国为题材的;《新婚别》《无家别》《垂老别》《前后出塞》这些诗篇,是以悲戍役为题材的;《兵车行》《丽人行》,是以安史之乱初期为题材的;《达行在所》三首,是以庆祝国家复兴为题材的;《北征》《洗兵马》,是为收复国土而高兴,期待天下太平的。只要一翻阅他的诗集,浏览其题目的编排,一种忧国忧民、悲喜交加的思想感情,以及宗庙沦陷为废墟、战士戍守边关的痛苦,仿佛就在眼前。他的诗歌选材如此,他的诗歌又怎会不令人痛心入骨呢?

  陆游的诗却不是这样,他的诗数量最多,但是选材最单一,不过《山居》《村居》《春日》《秋日》《即事》《遣兴》罢了。难道陆游写诗的主张和杜甫不同吗?安史之乱,国家土崩瓦解,郭子仪、李光弼这些人,精忠报国,有勇有谋,在当时超出同辈,终于光复了大唐。杜甫在《八哀》诗中,已经大略地记叙了这些人,而在《洗兵马》一篇中,又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加以赞叹,杜甫不是随便写的。南宋时,皇帝被囚禁,赵构偏安杭州、越州,他们蒙受羞辱及处境危险(的时刻)也就来临了。讲理学的人尽管竭尽全力,但终究没有挽救时局变乱的才能。在朝的众大臣,都沉湎于诗酒,迷恋于湖光山色,不考虑国家(治乱)的大计。这样,(陆游)只是拿《山居》《村居》《夏日》《秋日》,来偿还所欠的诗债罢了。况且一个国家即将灭亡,一定有很多忌讳,(国君)自身的行为如同桀、纣,却偏要说自己的德行胜过尧、舜、汤、武。

  宋朝自绍兴年间以来,对来犯的少数民族主张和议、增加岁币、封加尊号、朝廷地位骤降、搜括百姓财物、杀戮大将,没有什么邪恶、丑陋的事情不做,百姓没有人敢说话,陆游又怎么能够将这些反映在诗歌里从而自找罪受呢!所以,杜甫的诗歌里有人,的确是有人;陆游的诗歌里无人,的确是没有人啊。杜甫(在诗作中)逐一陈述时事,寄托直言规劝之意;陆游(在诗作中)闭口不言(时事),为的是避免被人陷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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